在我国，银行业是金融业的主体，银行业有效支持实体经济是中国金融业发挥好功能的关键所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银行业在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在新时代仍将继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日前对本报记者表示,作为金融资源的供给方和金融服务的主体，中国银行业在行业结构调整和体制机制改革方面存在不小的空间。下一阶段，中国银行业应通过改革创新进一步发挥好支持实体经济的功能。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
现实意义
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与血脉。金融与实体经济密不可分、相辅相成。连平介绍说,在我国,尽管股票市场和债券市场有了长足的发展，迄今为止银行业仍是中国金融业的主体。据了解，在社会融资概念提出之后，2013年银行新增信贷占社会融资规模的比重一度降到约55%，近年来又基本回到70%以上。从存量来看，目前仍有约三分之二的社融是银行信贷。1978年银行业总资产为1876亿元，2017年末达到了245万亿元，增长约1310倍，年均增速为20.2%，大大快于其他金融行业。2017年末，信托、保险、证券、基金的总资产各为26.25万亿元、16.75万亿元、6.14万亿元、53.6万亿元，与银行业总资产规模相比有着巨大的落差。不仅如此，银行业的经营网络覆盖全国尤其是经济发达地区，并布局了世界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为为数众多的客户提供了支付结算、资金融通、财务管理以及风险控制等金融服务。在中国的金融业，银行业的客户最多，提供的融资最多，服务网络最大，金融产品最多，在支持实体经济方面发挥的作用最为显著。
连平表示，40年来，中国银行业在促进经济发展和推动经济结构调整方面发挥了十分关键的作用。2017年末，银行业人民币信贷余额达到120万亿元，大约为1980年的485倍。我国固定资产投资长期保持高速增长，成为数十年来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银行业则为之提供了主要的资金来源。中国银行业对国家在不同时期的一系列重要发展战略给予了巨大的金融支持，包括出口导向战略，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银行业积极支持产业升级战略，支持经济结构调整。尤其是当经济遭遇较大困难或面临外部危机冲击时，银行业往往发挥了十分关键和不可替代的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国经济增速快速回落，经济运行面临很大困难，商业银行遂大量投放信贷，1991年至1997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增速均在20%以上，其中1993年达到28%，1995年达到26%。较高的信贷增速有力地推动我国经济摆脱困境，走向高速增长。2008年百年未遇的金融危机爆发，银行业2009年信贷增长约32%，有效地避免了危机的严重侵扰，保障我国经济依然实现高速增长。近十年来，我国金融领域出现了一系列问题和潜在风险，如部分行业和企业债务水平偏高，地方政府债务增长过快，部分城市房价过高并形成泡沫，股市汇市大幅波动，债市违约增长加快，影子银行过度发展以及互联网金融风险爆发等。似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灰犀牛”正在逐步走近。正是由于作为金融业主体的银行业运行稳健，盈利保持增长，不良资产控制在较低水平，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金融体系才保持了总体上平稳运行态势。理论和实践证明，没有金融稳定就没有宏观经济稳定。我国银行体系的稳健则为金融稳定做出了重大贡献，也为实体经济的稳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金融环境。在我国现有的融资结构条件下，金融业要更有效地支持和服务好实体经济，必须坚定不移地发挥好银行业的作用。
成绩斐然
改革开放40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和社会各界对银行业服务实体经济不断提出更高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实力的根基、财富创造的来源，金融政策必须以发展实体经济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作为我国金融业的主体，连平认为，银行业从担当社会责任出发，积极采取并不断完善相关措施，持续支持实体经济发展。
长期以来，银行业贯彻发展理念，将发挥金融功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作为首要的社会责任。银行业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围绕国家重点工程、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持续加强对中部崛起、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长江经济带、京津冀协调发展、“一带一路”、自贸试验区改革创新等战略的支持，提供针对性强、附加值高的一揽子综合性服务。积极以产品创新、机制创新和模式创新，支持新经济发展和新动能培育，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积极开展能效融资、碳排放权融资等创新金融业务，推进传统制造业绿色改造，支持绿色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建设；积极推进绿色金融债券和绿色信贷资产证券化，促进信贷资金投放绿色产业。目前，绿色信贷已占到全部信贷的约8%。有效地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事业的发展。持续建设完善广覆盖、差异化、高效率的银行业机构体系与贴近市场需求、根植实体经济的银行业服务体系，以提升全社会金融资源供给的均等性、公平性和可获得性。
支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经济内生增长动力是银行业推动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任务。银行业按照区别对待、有快有慢的原则，对产能过剩行业中有效益、有市场、有竞争力的优质企业继续给予信贷支持；稳妥有序地推动“僵尸企业”重组整合或退出市场。按市场化、结构化原则开放市场化债转股。银行业通过突破传统信贷融资业务模式，建立健全债权人委员会制度和联合授信模式，控制企业杠杆率。为解决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资银行业务难以深度结合的问题，更好地支持高科技创新企业，银行业开展了投贷联动试点。通过创新授信体制机制降低融资成本，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手段，优化完善信用评级体系。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授信管理运营成本；完善政府担保体系，改进续贷管理，降低增信和续贷等环节的成本。银行业针对性的支持举措，助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顺利推进。
发展普惠金融是国家战略，银行业不断健全完善鼓励发展普惠金融的体制机制。坚持正向激励原则，健全完善差异化监管政策，不断增强银行业开展普惠金融的内生积极性。深入研究探索破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的途径。创新大额存单、可转换票据、集合债券等产品，引导更多社会资金投向小微企业；创新融资工具，打通小微企业融资缺乏增信手段的瓶颈；合理设定小微企业流动资金贷款期限，以多种方式帮助小微企业解决贷款与周期期限错配的问题；支持政策性担保等机制，合理提高小微企业不良贷款容忍度。截至2018年6月末，银行业小微企业信贷已达到约32万亿元，是三年前的1.36倍。近年来，消费在我国GDP中的占比持续攀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不断增大。银行业结合服务消费、绿色消费、品质消费、健康消费等领域的需求，积极创新和改进符合相应消费群体特点的差异化金融产品和服务，打造集消费、理财、融资、投资等业务于一体的金融服务平台，发展消费信贷和消费金融公司，促进消费升级。2018年6月，短期消费贷款余额（不含房贷）达7.63万亿元，比2004年增长了59倍，银行业普惠金融取得了长足发展。
防范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是银行业的根本任务。多年来，银行业不断改革创新体制机制，持续加强风险管控举措，把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为防止信用风险传染，对产能过剩企业和“僵尸企业”实行多举措管理，加强对房地产信贷压力领域和风险监测，严防关联企业担保圈风险。加强对同业和理财在内的业务条线和流动性风险的识别，计量、监测和控制，以有效防范流动性风险。加强对金融创新的风险评估和管控，筑牢风险转嫁的防火墙，以管控好交叉金融产业风险。加强制度建设，促进合规经营，严格行为管控，有效防范操作风险。借助信贷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转让和扩大银行业不良资产受让主体等方式，探索批量化和市场化处置不良资产的途径，多措并举消化处置不良资产。通过合理调减分工压力，增强抵御和处置风险的财务实力，多渠道补充银行核心和非核心资本，提高风险损失消化吸收能力。2018年6月末，银行不良率为1.86%，比2004年下降约11个百分点。长期以来，银行业的稳健运行为实体经济持续发展做出了贡献。
连平进一步表示，除以上所述，银行业在推动社会信用环境建设，维护金融消费者权益，支持“三农”以及精准扶贫等方面也做了大量贡献，有力地支持了实体经济。
主要方向
按照党的十九大会议精神，新时代中国经济将形成一系列新发展趋势，发展方式将实现转变，经济增长新动能将会形成，经济结构将合理优化，创新型国家将会确立，经济将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面对新形势和新任务，连平认为，银行业应更加积极有效地支持和服务实体经济，为中国经济行稳致远保驾护航。
在新时代，银行业应一如既往地支持国家发展战略，满足重点领域的金融需求。银行业应在风险可控前提下，遵循国际通行规则，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可持续的金融服务。继续大力支持京津冀协调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根据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长三角经济一体化等区域发展战略，大力支持对宏观经济和区域经济具有重要带动作用的重点项目和工程。创新金融产品和体制机制，精准支持大湾区建设。在能源、交通、电信、水利等重大基础设施领域和城市轨交、地下管廊、供水供电等城市建设领域，继续发挥金融支持功能，稳步推进我国新型城镇化转型和城市群发展，为未来五至十年的关键发展阶段奠定良好的动力基础。
未来银行业应围绕《中国制造2025》重点任务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加大力度支持关键性技术开发和科研成果转化应用，切实加强对企业技术改造中长期信贷支持，积极运用信贷、租赁等各类金融工具，支持高新装备领域突破发展和扩大应用。面对严峻的贸易保护主义环境，通过加强和外资企业、信用保险机构、融资担保机构和地方政府的合作，扩大保单融资和出口退税账户质押贷款，进一步开展针对性金融产品和机制创新，提升外贸综合金融服务质效。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对国际产能合作和外贸企业收购境外品牌，建设营销体系等加大信贷支持。积极为企业提供以品牌为基础的商标权、专利权质押贷款，大力支持我国自主品牌发展。未来一个时期，银行业应在我国工业和制造业转型升级和提质增效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提升银行业“三农”和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是银行业的一项长期的重要任务。银行业应积极支持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农村电商、休闲农业、乡村旅游等新产业提供有效金融服务，积极推进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使用权、农民住房财产权、农村承包土地经营权抵押贷款试点。细化落实小微企业续贷和授信尽职负责制度。进一步推广“银税互动”、“银商合作”、“双基联动”等服务模式和动产抵质押融资等业务。结合小微企业生产经营周期性特点，深入开展现金流预测和风险分析，合理确定小微企业贷款期限。
为推进消费金融和投资发展，银行业应进一步拓展消费金融业务，积极满足居民在大众耐用消费品、新型消费品以及教育、旅游等服务领域的合理融资需求。积极创新有利于医疗、养老、休闲、教育、文化、体育等领域企业发展的金融产品，探索股权、收益权、应收账款以及其他合规财产权利质押融资，以激发社会领域投资动力。
为更好地助力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银行业应加快发展和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尽快建立绿色银行评估体系。通过发行绿色金融债、开展绿色信贷资产转让等方式多渠道筹集资金。加大绿色信贷投放，重点支持低碳、循环、生态领域的融资需求。银行业应坚决退出环保排放不达标、安全生产不达标、严重污染环境且整改无望的落后企业。
完善路径
连平认为，在新时代，银行业除了应大力支持国家发展战略，促进经济结构转型优化，推动经济走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之外，还有一项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更有针对性地服务好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因为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在我国经济增长和就业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就需要下大力气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构建和完善多元化和市场化的银行业民营经济金融服务体系。
未来应持续夯实大中型银行支持服务民营经济的主导地位。大中型银行是金融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主力军。在监管部门的大力引导和推动下，近年来包括工农中建交等大型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在内的大中型银行在服务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方面做出了很大努力，创新普惠金融服务也成为多家商业银行的发展重点。截至今年9月末，银行业对以民营小微企业为主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超过8.9万亿元，贷款余额较5年前实现翻倍。
大中型银行应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决策部署和政策要求，一是加快建立服务民营企业的考核激励机制。制定服务民营企业的专项信贷计划，完善绩效考核方案，优化尽职免责办法，激发基层员工做好民营企业和小微企业融资服务的积极性。二是积极优化服务民营企业的产品创新和审批机制。创新针对性的金融产品和服务，优化内部审批机制与流程，构建服务民营企业的商业可持续模式，为民营企业提供更优质的金融服务。三是推动民营企业融资成本处在合理水平。准确把握民营企业的发展特征，提高风险定价能力，逐步降低对抵押担保和外部评估的依赖，推行内部资金转移价格优惠措施，科学确定民营企业贷款利率，推动民营企业实际贷款利率保持合理水平。
以城商行、农商行、村镇银行为代表的中小型银行在服务民营企业方面具备“下沉”优势。小型银行的客户定位清晰稳定，具有明显的本地化优势。小型银行更容易了解和把握当地民营企业以及企业主的信用状况、还款能力等“软信息”，克服银企信息不对称等核心难题。小型银行成熟的风险管理机制结合当地民营企业客户特点加以改造，形成相匹配的风控理念和风险偏好。小型银行的业务流程相对较短，操作程序简便易行，具有较为明显的效率优势和成本优势。近年来，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等小型银行对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业务拓展力度持续加大，其发放的小微企业贷款余额在商业银行中的比重呈现逐年放大趋势。截至2018年6月末，城商行和农商行提供的小微企业贷款占比已经超过50%，已经成为包括民营小微企业在内的融资资金的重要提供方。
未来应引导、鼓励和支持小型银行发挥“下沉”优势，积极支持服务民营经济。一是坚持城商行、农商行和村镇银行等小型银行的本地化经营导向，以当地企业与居民为主要目标客户，完善大中小型银行的多层次金融服务体系。二是引导鼓励小型银行持续加强对民营企业尤其是中小微民营企业的支持服务，明确服务民营经济的经营导向，创新服务民营经济的经营模式，建立完善小型银行与中小微民营企业的良好互动的服务生态。三是创新小型银行服务民营企业的监管机制。在小型银行的流动性支持、风险定价、内控管理、队伍建设等经营和风控方面给予针对性指导和管理。
为了有效利用政策资源加大力度支持民营经济，可以借鉴国际经验，探索设立专门服务民营经济的政策性银行机构。作为同样以间接融资为主、企业大多依靠银行获取资金的经济体系，德国和日本在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德国复兴信贷银行、日本政策金融公库股份有限公司等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其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建议我国探索设立政策性银行机构，针对性支持民营经济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需求。该政策性银行机构可借鉴国开行、农发行、进出口行等现有政策性银行模式，以国家信用发行债券筹集低成本资金。该政策性银行机构既可采用通过转贷款给其它商业银行，其中主要是小型商业银行以定向支持民营经济的“转介模式”，也可采用在不同地区设立分支机构或代理机构直接服务民营经济的“自营模式”，建议以“转介模式”为主。该政策性银行的资金支持需要体现政策性机构的特色，有效发挥好对社会资金的引导和撬动作用。该政策性银行主要支持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重点行业、重点区域的民营经济，为其提供具有政策引导性的支持资金或提供超长期限、优惠利率的稳定资金。
为了有效壮大服务民营经济和小微企业的银行业机构队伍，可以考虑转制一批小贷公司为小型银行。相对于服务于民营中小微企业的正规银行机构，小额贷款公司在服务对象、服务效率、产品设计、风险控制等方面，确实也具有一定优势。然而由于小贷公司的体制机制上存在缺陷，转制成为小型银行又无望，近年来发展逐步陷入困境。从2014年开始，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数量、从业人员、实收资本、贷款余额四大主要统计指标增速均放缓，2016年全部小幅负增长。今年以来，小额贷款公司的机构数量和从业人数继续减少。截至2018年6月末，全国共有小额贷款公司8394家，贷款余额9762.736亿元，较2015年9月份的高峰阶段减少了571家和254.78亿元。小贷公司对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能力持续削弱，贡献微不足道。
未来可以探索择优转制一批小额贷款公司为小型银行，为民营经济金融支持能力提供关键和边际增量。实践证明，对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在内的民间融资、非正规金融一味采取“禁”、“堵”的方式解决不了问题，而应通过“疏”的方式加以规范，积极引导民间非正规金融走上规范化发展道路。作为小额贷款公司而言，其自身也有进一步向规范化金融机构转变的内在需求。因此，建议在风险防范和规范发展并重的前提下，支持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小型银行。参考德国、日本、美国等商业性金融体系中的社区银行建设经验，在规范小型银行管理的同时，有效发挥其“经营机制灵活、管理链条短、距离市场近”等组织优势以及审批环节少、担保方式多样、贷款流程简单等机制优势，为民营企业尤其是民营中小微企业提供灵活、便利和高效的信贷支持。在未来三五年内，支持一批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小型银行，将转制成功的小型银行培育成为一支服务小微企业融资的重要生力军，将发挥提升民营和小微融资边际增量的决定性作用。当然，从类公司管理的小额贷款公司转制为由类银行管理的小型银行，必须在公司治理、人员管理、经营模式、网点设置等方面严格加强监管和行为规范，切实服务民营中小微企业并有效管控各类风险。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转制小额贷款公司为小型银行，应注意与当地经济发展需要相适应，立足当地民营经济发展实际，不贪大求全，避免盲目“大干快上”产生新的金融风险。
